山门

   当不知道我是谁时，中国人大概有两种去向。一是上山寻幽，以求顿悟。于是“人”去“山”中便成了“仙”；二是入世从众，以求同类，同类多了，便可从这普遍的现象中抽象出规律，各自形成各自门道。于是人有门可叩，有道可循，各种各样的人逐渐归为不同群体一儒门，佛门等皆是也。“人”入了“门”，便成了“们”。有了“我们”自然不必再追究“我”的问题，于是“我们”在“我”这门学问中心安理得，从困扰古希腊大哲学家的苦恼中解脱出来。

   但这世间总有不尽的苦难要人们去经受。在那个车马喧腾的黑暗时代，陶渊明把五斗粮换成五柳，解脱了自己。但他毕竟“结庐在人境”，自己一个人解脱终究是过意不去，于是他写了《桃花源记》。“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…初极狭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”，我窃以为先生大概有这样的意思，在理想的境界中，山还是给众生留有门道的，我们仍是有解脱的希望；虽然现在只有我一个人通过它解脱了，但复行数十步"，等社会进步了，“我们”都有高境界后，“我们”都可以通过它去解脱。而现在的“我们”，在桃源中人告诉了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后还是告诉了太守，使这个理想幻灭。陶先生似乎是怀着以“我”救赎“我们”的心愿的，但“我们“似乎并没按照他的理想去做，使他无能为力，于是叹惋地写道“后遂无问津者”。

   在桃陶渊明这个高人隐士笔下，“山”是有的，“门”也是有的，但是进山入门需是“我”不是“我们”，强调一种个体的升华。当每个个体（即“我”）都达到桃源境界，群体“我们”自然进入桃源；但若“我们”一哄而入，那么连高尚的“我”（个体）也无法进入挑源，刘子骥不是“寻病终”了么？

        这样一座山一道门不能解救“我们”只能救“我”。当黑云压城城欲摧时，中华民族走到最黑暗的时候，取陶渊明而代之的是鲁迅，他是一个战士，他不解救自“我”而愿解救“我们”，这种解救还在“望闻问切”的阶段时，他就望看见了喊他“老爷”的闰土，说他“阔了”的杨二嫂，凄惶地问“多乎哉？不多也”的孔乙己...他怎么办呢？

   在他笔下，本没有希望的“山”，也没有“门”，甚至连“道”也没有——“希望本是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正如这地上的路——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他强调“我们”的进步，当一个群体（即“我们”）向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个体的“我”自然会“有新的生活”。

   而最终如何呢？有“山”有“门”的陶渊明并没实现“我们”的解脱；而无“山”无“门”的鲁迅先生推动了“我们”的觉醒。所以“山”何谓？“门”何谓？

   人心中的陈见是一座大山。

  “我们”就是人的门。这个道理，明智的陶渊明先生也许淡忘了（这不能影响他的伟大，他本不是革命家)；但中国历史上连“最愚蠢”的人都是明白的——他是愚公。

   这是个年且九十，曾不能损魁父之丘的老头子，却要移“太行、王屋”二山，当智叟嘲笑他时，他道“子子孙孙无穷馈矣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他不看“我”的渺小而看“我们”的伟大，不看个人生命而看群体生存，不畏功在当代而愿利在千秋，不看表面上的坚不可摧而看本质上的金石可镂，这样的心胸不只是一种精诚而更有畅达与通明的哲思睿智，生动诠释了“我们”的力量敢教日月换新天！

        愚公打破了人们人文上的陈见，移山开门，而纪晓岚笔下“老河兵”打破了人们科学上的陈见。

  “山口门屺于河”。

   在“众服为确论”的讲学家理论指引下人们没有找到石兽，在老河兵实践出真知的解释下石兽才找到，这不但可以说明“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多矣，可据理臆断欤？，还可说明“我们”强大力量的来源是真理向不是“我们”本身。

  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能自我救赎、移山填海，追求真知的伟大民族。我们的世界里是没有翻不过的山，推不开的门的，如果有，那就是我们。